足球“黑哨”的罪与罚

上周，历时两年多的足坛反黑终于迎来了第一批刑事判决，四名足球“黑哨”各领其刑，罪名均涉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。

长期关注足坛打假扫黑的人，一定会对2001年底那场轰轰烈烈最终却不了了之的足坛扫黑风暴记忆犹新，当时唯一一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足球裁判龚建平被判了10年徒刑，但他当时获刑的罪名却是受贿罪。

同样是裁判收黑钱，为什么同样罪行不一样的罪名？

这要从我国的刑法说起，现行刑法颁布于1997年，关于个人受贿，当时的刑法内规定有两个罪名，一是第385条的受贿罪，一是第163条的公司、企业人员受贿罪，这两个罪名的最大不同在于犯罪主体，前者的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，后者的主体为公司、企业人员。

公司、企业人员的概念容易理解，可什么是“国家工作人员”？“国家工作人员”是刑法领域的一个专业术语，刑法对此有明确定义，通俗地说，只要某人的工作能与国家公务挂钩，基本上就能归入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。显然，国家工作人员和公司、企业工作人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主体，但按照这样的二分法，很多行业的从业人员，比如一些民间协会的从业人员或足球俱乐部的从业人员等，并不能归入到非此即彼的范畴内，足球裁判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，将其视为国家工作人员不妥，视为公司、企业人员也不妥。

2001年时，舆论异口同声，口诛笔伐，要求严惩假球黑哨，净化足坛，严惩“黑哨”成了当时的共识。但惩罚的依据却成了问题。1997年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，就是说，要处罚一个行为的话，必须要有法律事先明确作出规定，而在当时的刑法条文内，并没有适合处罚足球裁判的条文，怎么办？几乎是在迫不得已之下，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下发了一份通知，主张将裁判收钱吹黑哨的行为定性为公司、企业人员受贿罪，意在解决“黑哨”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，检察机关也随之以企业人员受贿罪对龚建平提起公诉。但人民法院在随后的审理中，并没有认同检察机关的定性，最终以受贿罪对龚建平定罪量刑。对裁判身份理解上的分歧之大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2006年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进行修正，将刑法第163条的主体予以扩充，由“公司、企业的工作人员”扩充为“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”，这样一来，该罪的犯罪主体实际上便囊括了国家工作人员范畴以外的所有人员，该条罪名随后也由“公司、企业人员受贿罪”修改为“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”。

这项修改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显而易见，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是一对虽然对立却互为补充的概念，法律主体的外延便具有了周延性，不再存在任何处罚上的漏洞或真空地带。就足球行业而言，球员也好，教练也好，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也好，都可归属非国家工作人员之列。足球裁判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，便理所当然地归入到了“非国家工作人员”中的“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”范畴。有了这样的刑法修正作铺垫，在这次的反赌扫黑中，便再没人对裁判的主体身份提出质疑了。

按照刑法第163条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规定，收受贿赂数额较大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数额巨大的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。四名“黑哨”的受贿数额从49万元至140余万元不等，均已达到“数额巨大”的标准，应在五年以上量刑，再结合每个人具有的自首、坦白或其他法定、酌定从宽情节，分别量刑。应该说，对四名“黑哨”的判决结果是比较合理的。

或许有人会将本次四名“黑哨”的量刑与龚建平案的量刑进行比较并进而提出质疑，2003年时龚建平因受贿37万元而获刑10年，本次四名“黑哨”的受贿数额都在龚建平之上，为何刑期却反较龚建平要低？原因仍要在罪名内寻找。

受贿罪是一种利用公权力的犯罪，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，严重损害了普通民众对公职的信任度，因而法律对受贿罪规定了较重的法定刑，按照刑法的规定，个人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，即要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，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死刑。

对照这一规定可以看出，在没有法定的减刑情节下，龚建平的刑罚其实已是法定刑的最下限了。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由于与国家公权力无关，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，因而法律配置的法定刑也相对较低，无论受贿数额多少，其最高刑也只会在5~15年有期徒刑之间。时过境迁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，特别是以现今四名“黑哨”的判决来衡量，当初龚建平案的刑期确实偏高，然而不能把责任推到法院或具体的承办法官身上，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妥，只是因为法律规定的不够完善，导致司法者认识不一，从而导致了一出跨时空的“同案不同判”现象。

（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生）